当一家科学期刊在2019年联系韦德·戴维斯(Wade Davis)，让他审核一篇以“屎刀”为主题的论文的时候，他起初以为是某种恶作剧。

戴维斯首先想到的是彼得·博格西安(Peter Boghossian)、 海伦·普拉克罗丝(Helen Pluckrose)和詹姆斯·琳赛(James Lindsay)三人组的那些故意编造的恶作剧论文，而且他们制造的20篇学术伪文，竟然有7篇被诸如《性别，地点和文化》等学术期刊接受。

如此多的编辑中了这个圈套，让许多学者感到尴尬，尤其是在2018年10月《假新闻降临学界》曝光该丑闻后。

所以他不敢相信一群学者会把“屎刀”作为一项科学挑战，当因纽特人的世界正在他们脚下融化时，他很难接受任何学者，即使是还原论者，在这样的工作上耗费时间和金钱。

不过当戴维斯从《探索杂志》的一位记者那里得知，这些实验是真实存在的，而且结果已经发表在《考古科学期刊》上时，这引起了他的兴趣。

这一切要源于戴维斯在几篇颇受欢迎的文章和演讲中重复的因纽特人“屎刀”的故事，这是他从猎人奥拉尤克·纳基塔尔维克(Olayuk Narqitarvik)那里记录下来的，发生在加拿大巴芬岛的一角。

但他声明，自己从未在任何学术或科学期刊上发表过关于因纽特人经常用人类粪便制成的工具的言论。

戴维斯还引用了彼得·弗洛兴(Peter Freuchen)在与克努兹•拉斯穆森(Knud Rasmussen)进行第五次极地探险时的一段奇异的经历。

当时弗洛兴为了躲避风暴，被困在自己做的棺材样的庇护所里，又被埋在冰封的雪橇下面。在日记中他很轻松地回忆说，当自己想尽办法企图逃脱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可以做一把“屎刀”。

“我拉肚子了，然后设法将这些粪便做成凿子的形状，将它冷冻起来……我决定试试这把凿子，最后成功了。”

彼得·弗洛兴(左)彼得·弗洛兴(左)

作为最有成就的极地探险家之一，同时是克努兹•拉斯穆森的终身伙伴，弗洛兴可以说是北极民族志史上最具洞察力和学识的学者，这段描述必然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不过，考虑到这件轶事很有可能被用来诋毁因纽特人的生活方式，戴维斯一直都是以幽默的方式否认自己在暗示制造这种“粪便工具”流水线的存在。

比如他在2009年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一次演讲中也讲述了这个故事，这次演讲被《为什么古代智慧在现代世界很重要》一书收录。

“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政府强迫因纽特人定居，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奥拉尤克的祖父不愿意去别处居住。由于担心他的生命安全，家人拿走了所有的工具和装备，认为这将迫使他离开这片土地。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冬季的一场风暴中，奥拉尤克的祖父走出小屋，把捏成刀具的形状的粪便冷冻成冰，之后将唾液涂在刀刃上开始磨刀。

用这把由粪便锻造而成的刀，他杀死了一条狗，然后将狗的肉体做雪橇，皮毛拴在另一只狗身上，最后消失在黑暗中。”

因纽特人与雪橇因纽特人与雪橇

这个故事很可能是杜撰的，但是戴维斯认为，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它都是因纽特人聪明才智和坚韧精神的奇妙象征，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文化特征。

而他之所以讲这样一个从未亲眼见过以及能够被证实的故事，是为了提醒观众和读者：因纽特人并不害怕寒冷，反而善于利用寒冷。

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将一块湿毛巾放在屋外放上一夜，到了黎明就会得到一把铲子;此外当地的雪橇是用鱼和海象肉做的。弗洛兴曾打趣说，如果你在北极食物耗尽了，随时可以把你的雪橇吃掉。

作家格蕾特尔·埃利希(Gretel Ehrlich)在格陵兰岛的极地爱斯基摩人之间生活了八年，他认为，正是冰的性质，以及它随着季节变化而移动、后退、融化和变化的方式，赋予了因纽特人如此灵活的心灵和精神。

由此可见，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冰的融化和减少对因纽特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深远的有关适应的挑战，同时也是一场巨大的生存和心理危机。

这是关键的一点：因纽特人在气候危机的产生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但却是最直接和最具灾难性后果的受害者之一。

回到正题，戴维斯没有想到有人会对“屎刀”做正经的科学研究，不过美国肯特州立大学人类学家梅廷·埃伦(Metin Eren)、米歇尔·贝贝拉(Michelle Bebbera)的研究团队为了验证故事的真实性，用实验室零下20度的冰箱制作了这样一把“屎刀”。

研究团队用模具制作“屎刀”研究团队用模具制作“屎刀”

期间埃伦连续八天以高蛋白和脂肪酸食物为主食，模拟“北极饮食”，而贝贝拉则以芝士汉堡、意大利面等西方饮食为主。然后收集两人的粪便做成“屎刀”，用猪肉探究刀具的锋利情况。

令人失望的是，无论哪一种“屎刀”，都没办法切开猪皮，只是在猪皮上留下融化的粪便残渣。

留下的棕色污迹留下的棕色污迹

戴维斯认为，对于作者们没有声称能够复制北极的条件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但他们似乎忽略了实验设计中的一个根本缺陷。

故事里奥拉尤克的祖父是用“屎刀”杀死一只狗并剥皮的，而在他们的实验中，埃伦等人莫名其妙地在猪的皮肤上进行测试。任何一个切过培根片或啃过培根皮的人都知道，猪皮和狗皮几乎是不一样的。

此外奥拉尤克并没有说他的祖父用这种工具杀死了一只海象，弗洛兴只声称用过一把“屎刀”刺穿了坚硬的雪地，而且这些都是在极寒的北极，而不是在相对温暖的大学实验室里。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个盲点?是出于对不介意用猪做实验，但却拒绝用狗做实验的善待动物组织和动物权利保护者的恐惧吗?

戴维森表示自己完全理解和同情这给埃伦和他的同事们带来的挑战，不过这如果这是真的，无疑是一种讽刺，因为这显然违背了科学所极力宣扬的客观原则。

不过他并没有质疑这些结果，也没有轻视埃文实验团队的工作。戴维斯认为如果想用科学方法，并发表决定性的结论，就必须从一个没有缺陷的研究方案开始，即在一项旨在测试“屎刀”是否可以用来杀死狗的实验中，实验室创造的工具当然应该在狗的皮肤上进行实验。